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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绿的带子,窄长,深绿,发出些微腥的潮味。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,矮小枯乾,叶上落了一层灰土。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,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。东边的桥上,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,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匆忙,彷佛都感到暮色将近的一种不安。这些,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。只有这样的小河彷佛才能算是河;这样的树,麦子,荷叶,桥梁,才能算是树,麦子,荷叶,与桥梁。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。
坐在那里,他不忙了。眼前的一切都是熟习的,可爱的,就是坐着死去,他彷佛也很乐意。歇了老大半天,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:醋,酱油,花椒油,韭菜末,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,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,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;捧着碗,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儿,他的手不住的哆嗦。吃了一口,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;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。一碗吃完,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。半闭着眼,把碗递出去:「再来一碗!」
站起来,他觉出他又像个人了。太阳还在西边的最低处,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,他痛快得要喊叫出来。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,摸了摸袋中的钱,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,他硬把病忘了,把一切都忘了,好似有点什麽心愿,他决定走进城去。
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,各样的人,谁也不敢快走,谁可都想快快过去,鞭声,喊声,骂声,喇叭声,铃声,笑声,都被门洞儿──像一架扩音机似的──嗡嗡的联成一片,彷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,都嗡嗡的响。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,西跨一步,两手左右的拨落,像条瘦长的大鱼,随浪欢跃那样,挤进了城。一眼便看到新街口,道路是那麽宽,那麽直,他的眼发了光,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。他点了点头。
他的舖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呢,自然他想奔那里去。因为没有家小,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,虽然并不永远拉厂子里的车。人和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七十岁的人了;人老,心可不老实。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,设过赌场,买卖过人口,放过阎王账。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──力气,心路,手段,交际,字号等等──刘四爷都有。在前清的时候,打过群架,抢过良家妇女,跪过铁索。跪上铁索,刘四并没皱一皱眉,没说一个饶命。官司教他硬挺了过来,这叫作「字号」。出了狱,恰巧入了民国,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,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,即使黄天霸再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。他开了个洋车厂子。土混混出身,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,什麽时候该紧一把儿,哪里该松一步儿,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。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的。他一瞪眼,和他哈哈一笑,能把人弄得迷迷忽忽的,彷佛一脚登在天堂,一脚登在地狱,只好听他摆弄。到现在,他有六十多辆车,至坏的也是七八成新的,他不存破车。车租,他的比别家的大,可是到三节他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。人和厂有地方住,拉他的车的光棍儿,都可以白住──可是得交上车份儿,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的,他扣下舖盖,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。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,只须告诉他一声,他不含忽,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,这叫作「字号」。
刘四爷是虎相。快七十了,腰板不弯,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。两只大圆眼,大鼻头,方嘴,一对大虎牙,一张口就像个老虎。个子几乎与祥子一边儿高,头剃得很亮,没留胡子。他自居老虎,可惜没有儿子,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──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。她也长得虎头虎脑,因此吓住了男人,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,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。她什麽都和男人一样,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,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。刘四爷打外,虎妞打内,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。人和厂成了洋车界的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