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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里用了许多角色,而大体上还都有个性格,其原因在此。大的小的人物都先在我心里成了形,所以不管他们有很多还是很少的台词,他们便一张嘴就差不多,虽三言两语也足以表现他们的性格。
观察人物要随时随地、经常留心的。观察的多了,即能把本来毫不相干的人们拉到一出戏里,形形色色,不至于单调。妇女商店里并没有八十岁的卖茶翁,也没有举人的女儿。我若为写《女店员》而只去参观妇女商店,那么我就只能看见许多年轻的女售货员。不,平日我也注意到街上的卖茶老翁,和邻居某大娘。把这老翁与大娘同女售货员们拉上关系,人物就多起来,显着热闹。临时去观察一个人总不如随时注意一切的人更为重要。自己心里没有一个小的人海,创作起来就感到困难。
(三)有人说我的剧中对话写的还不坏,我不敢这么承认。我只是在写对话上用了点心而已。首先是:我要求对话要随人而发,恰合身分。我力求人物不为我说话,而我为人物说话。这样,听众或者得以因话知人,看到人物的性格。我不怕写招笑的废话,假若说话的是个幽默的人。反之,我心目中的人本极严肃,而我使他忽然开起玩笑来,便是罪过!
其次,我要求话里有话,稍有含蓄。因此,有时候我只写了几句简单的话,而希望导演与演员把那未尽之意用神情或动作补足了。这使导演与演员时常感到不好办。可是,他们的确有时候想出好办法,能够不增加词句而把作者的企图圆满地传达出来。这就叫听众听出弦外之音,更有意思。
我用的是普通话,没有什么奇文怪字。可是,我总想用普通话写出一些诗意来,比普通话多着一些东西,高出一块来。我未能句句都这么作到,但是我所作到了的那些就叫人听着有点滋味——既是大白话,又不大像日常习用的大白话。是不是这可以叫作加过工的大白话呢?若是可以,我就愿再多说几句:人物讲话必与理智、感情、性格三者相联系。从这三者去思索,我们就会找到适当的话语,适当的话语不至于空泛无力。找到适当的话语之后,还应再去加工,希望它由适当而精采。这样,虽然是大白话,可是不至于老老实实地爬行了。它能一针见血,打动人心。说真的,假若话剧中的对话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毫无分别,絮絮叨叨,罗里罗唆,谁还去听话剧呢?
我没有写诗剧的打算。可是,我总想话剧中的对话应有诗的成分。这并不是说应当抛弃了现成的语言,而句句都是青山绿水,柳暗花明。不是的。我所谓的诗,是用现成的白话,经过加工,表达出人格之美、生活之美,与革命斗争的壮丽。泛泛的词句一定负不起这个责任。
我所要的语言不是由草拟得来的。我们应当自树风格。曾见青年剧作者摹仿一位四川的老作家的文字,四川人口中的“哪”、“啦”不分,所以这位老作家总是把“天哪”写成“天啦”。那位青年呢,是北方人,而也“天啦”起来。这个例子说明有的人是从书本上学习语言的。不错,书本上的语言的确应当学习,但是自己的文字风格绝对不能由摹仿得来。我要求自己连一个虚字也不随便使用,必然几经揣摩,口中念念有词,才决定是用“呢”,还是用“啦”。尽管这样,我还时常写出拙笨的句子,既不顺口,也不悦耳。我还须多多用功。
只说这三点吧,我的那些缺点即暂不谈,留作另一篇小文的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