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几个房东—留英回忆之二 (第2/3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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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住在一处,假若我出房钱,他就供给我饭食。我点了头,他便找了房。
艾支顿夫人真可怜。她早晨起来,便得作好早饭。吃完,她急忙去作工,拚命的追公共汽车;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,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。五点下工,又得给我们作晚饭。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,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,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。有时候,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,手中攥着点钱,笑着请我们出去吃一顿。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,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。在这种时节,她喜欢得像小孩子似的。
他的朋友多数和他的情形差不多。我还记得几位:有一位是个年轻的工人,谈吐很好,可是时常失业,一点也不是他的错儿,怎奈工厂时开时闭。他自然的是个社会主义者,每逢来看艾支顿,他俩便粗着脖子红着脸的争辩。艾支顿也很有口才,不过与其说他是为政治主张而争辩,还不如说是为争辩而争辩。还有一位小老头也常来,他顶可爱。德文,意大利文,西班牙文,他都能读能写能讲,但是找不到事作;闲着没事,他只为一家磁砖厂吆喝买卖,拿一点扣头。另一位老者,常上我们这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,也是我们的朋友。这个老头是位博士。赶上我们在家,他便一边擦着玻璃,一边和我们讨论文学与哲学。孔子的哲学,泰戈尔的诗,他都读过,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。
只提这么三位吧,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。他们都有知识,有能力,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,使他们抓不到面包。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,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!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!
艾支顿一直闲了三年。我们那层楼的租约是三年为限。住满了,房东要加租,我们就分离开,因为再找那样便宜,和恰好够三个人住的房子,是大不容易的。虽然不在一块儿住了,可是还时常见面。艾支顿只要手里有够看电影的钱,便立刻打电话请我去看电影。即使一个礼拜,他的手中彻底的空空如也,他也会约我到家里去吃一顿饭。自然,我去的时候也老给他们买些东西。在这一点上,他不像普通的英国人,他好请朋友,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约请与馈赠。有许多地方,他都带出点浪漫劲儿,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,不能完全放弃绅士的气派。
直到我回国的时际,他才找到了事—在一家大书局里作顾问,荐举大陆上与美国的书籍,经书局核准,他再找人去翻译或—若是美国的书—出英国版。我离开英国后,听说他已被那个书局聘为编辑员。
离开他们夫妇,我住了半年的公寓,不便细说;房东与房客除了交租金时见一面,没有一点别的关系。在公寓里,晚饭得出去吃,既费钱,又麻烦,所以我又去找房间。这回是在伦敦南部找到一间房子,房东是老夫妇,带着个女儿。
这个老头儿—达尔曼先生—是干什么的,至今我还不清楚。一来我只在那儿住了半年,二来英国人不喜欢谈私事,三来达尔曼先生不爱说话,所以我始终没得机会打听。偶尔由老夫妇谈话中听到一两句,仿佛他是木器行的,专给人家设计作家具。他身边常带着尺。但是我不敢说肯定的话。
半年的工夫,我听熟了他三段话—他不大爱说话,但是一高兴就离不开这三段,像留声机片似的,永远不改。第一段是贵族巴来,由非洲弄来的钻石,一小铁筒一小铁筒的!每一块上都有个记号!第二段是他作过两次陪审员,非常的光荣!第三段是大战时,一个伤兵没能给一个军官行礼,被军官打了一拳。及至看明了那是个伤兵,军官跑得比兔子还快;不然的话,非教街上的给打死不可!
除了这三段而外,假若他还有什么说的,便是重述《晨报》上的消息与意见。凡是《晨报》所说的都对!
这个老头儿是地道英国的小市民,有房,有点积蓄,勤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