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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去。”
“我再说,”王文义的宽脑门上涨出些红亮的光:“我不是什么英雄主义,而是老实的尽国民的责任。英雄主义者是乘机会彰显自己,尽责的是和同胞们死在一块,埋在一块,连块墓碑也没有。”
“好吧,”吴聪把窄胸挺起来,“说你的办法吧!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!”
“我们先立誓!”
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。
“吴聪,范明力,王文义,愿为国家而死,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;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,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!”
“永在人间!”吴范一齐应声。
一种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,他们觉得死最甜蜜,牺牲是最崇高的美丽,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。他们心平气和的商议着实际的办法。最难决定的——死——已被决定了,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,而须把最高的智慧拿出来,用智慧配合着勇敢,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。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,所以不慌不怕;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动。象是回应着那呼召,而从心弦上颤出民族复兴的神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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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驴儿胡同的口上,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。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,她老是那么干净。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,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眼中,永远深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,无选择的露给一切的人。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;眼还没有花,可是手总发颤,作不来细活计了。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点笑意,和替男女小学生们,洋车夫们,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,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,而是昨天太阳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。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,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“好妈妈”。有人说,她本是姓“郝”的。
城陷后,胡同口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。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,因为大家也都没敢出来呀;即使大着胆出来,谁还顾得注意她:国土已丢失,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?
可是,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。一切还是那样,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。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:她所认识的旗子改了颜色,她所认识的人还作着他们的事,拉车的拉车,卖菜的卖菜,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。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。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,低着头走来走去,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再唱。大街上依然有车有马,但是老有些出丧的味儿,虽在阳光之下,而显着悲苦惨淡。
活了六十多岁,她经过多少变乱,受过多少困苦,可是哪一次也不象这次这么使她感到愤恨,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,象梦中把手压在了胸上那么难过。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马路上跑,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,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,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……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,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“日本”这两个字。活了六十多年了,她不怀恨任何人,除了日本。她不识字,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,不晓得国家大事,可是她知道恨日本。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口中,在她的耳边,在她的心里,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。没有理由,没有解释,她恨日本。只有恨日本,她仿佛渺茫的才觉得她还知道好歹,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。现在,满天飞的,遍地跑的,杀人的,放火的,都是日本,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高声的说出,只能从齿缝唇边挤擦出来。象牛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,她直觉的感到不平与不安。
最使她不痛快的,是马路那边站岗的那个兵。她对谁都想和善,可是对这个兵不能笑着点点头。他的长刺刀老在枪上安着,在秋阳下闪着白亮亮的冷光,他的脚是那么宽,那么重,好象唯恐怕那块地会跑开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