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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，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。这两篇是两家刊物的“长篇连载”的特约稿，约定：每月各登万字，稿酬十元千字。这样，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，可以作职业写家矣。两篇各得三万余字，暴敌即诡袭芦沟桥，遂不续写。两稿与书籍俱存济南的齐鲁大学内，今已全失。十一月，我从济南逃出，直到去年夏天，始终没有写过长篇。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，人家给我出什么题，我便写什么，好坏不管，只求尽力；于是，时间与精力零售，长篇不可得矣。还有，在抗战前写作，选定题旨，可以从容搜集材料，而后再从容的排列，从容的修改。抗战中，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，难得从容，乃不敢轻率从事长篇。再说，全面抗战，包罗万象，小题不屑于写，大题又写不上来，只好等等看。
去年夏天来碚，决定写个中篇小说。原因：（一）天气极热，不敢回渝；北碚亦热，但较渝清静，故决定留碚写作。（二）抗战中曾屡屡试写剧本，全不象样，友好多劝舍剧而返归小说。（三）荣誉军人萧君亦五在碚服务，关于军事者可随时打听。
天奇暑，乃五时起床，写至八时即止，每日可得千余字。本拟写中篇，但已得五六万字，仍难收笔，遂改作长篇。九月尾，已获八万余字，决于双十日完卷，回渝。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，一切停顿。二十日出院，仍须卧床静养。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：心急而身不能动，心乃更急。赖友好多方协助，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。二十三日起，缓缓补写小说；伤口平复，又患腹疾，日或仅成三五百字。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，约十一万字，是为《火葬》。
写完，从头读阅一遍，自下判语：要不得！有种种原因使此书失败：（一）五年多未写长篇，执笔即有畏心；越怕越慌，致失去自信。（二）天气奇暑，又多病痛，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，便没法写下去。可是，把身心都机械化了，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？我不敢说。我的写作生活一向是有规律的，这就是说，我永远不昼夜不分的赶活，而天天把上半天划作写作的时间，写多写少都不管，反正过午即不再作，夜晚连信也不写。不过，这种细水长流的办法也须在身体好，心境好的时候才能办得通。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时节，象去年夏天，就没法不过度的勉强，而过度的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。我吸烟，喝茶，楞着，擦眼镜，在屋里乱转，着急，出汗，而找不到所需要的字句！勉强得到的几句，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，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处。这些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，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。另写么，我早已筋疲力尽！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。这不是文艺的创作。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！（三）故事的地方背景是文城。文城是地图上找不出的一个地方，这就是说，它并不存在，而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。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，可是抗战数年来，我并没在任何沦陷过的地方住过。只好瞎说吧。这样一来，我的“地方”
便失去使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。我写了文城，可是写完再看，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！这个方法要不得！
不过，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。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。我要写的方面很多，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，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。我只画了个轮廓，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装满。
抗战文艺，谈何容易！
有人说：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，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。我以为这个意见未免太偏。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，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争除外。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，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，为什么不可以写呢？而且，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，无分前方后方，无分老少男女，处处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