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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平,教授虽无望,文博士总可以拿到几个钟点。他不肯这样零卖。一露面就这么窝窝囊囊,他不干。哪怕是教授的名义,而少拿点钱,倒能行。新回国的博士不能做倒了名誉。名片上,头一行是“美国哲学博士”,第二行必须是中央什么馆或什么局的主任才能镇得住;至少也得是某某大学——顶好是国立的——教授;只是“教员”,绝对拿不出手去。
他硬拒绝了朋友们,决不去教几个钟点。饿死,是社会杀了他;饿不死,他自有方法打进一个门路去,非常的坚决。就凭一位博士,大概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饿死吧,虽然社会是这么瞎眼,他心里这样说。
对在美国认识的那些人,他根本不想再拉拢了。不行,这群留学生没本事,没有团结力,甚至于没有义气,他不再指望着他们。他看出来,留学生是学问有余,而办事的能力不足;所以好的呢作个研究员或教授,不好的还赶不上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地位。学问是条死路,钻进去便出不来,对谁也没有多大好处。留学生既是多数钻死牛犄角,难怪他们不能打倒老的势力,取而代之。他自己要想有发展的话,得舍弃这群书呆子,而打进老势力圈去;打进去,再徐图抽梁换柱,自己独树一帜。哪怕先去作私人的秘书,或教个家馆呢,只要人头儿是那么回事,他必有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的那一天。既不能马上出人头地,那么去养精蓄锐先韬晦两年,也是办法;至少比教几个钟点,去赶上堂铃强。
拿定了这个主意,他投奔了焦委员去。焦委员的名片上没有印着什么官衔,因为专是委员一项已经够印满两面的,很难匀出地方把一切职衔全印进去,所以根本不印,既省事,又大气。由他这一堆委员,就可以知道他的势力之大与方面之多了。这在文博士看起来,是个理想的人物。拿着介绍信,文博士去了三趟,才见着焦委员。
焦委员没看那封介绍信,只懒洋洋的打量了文博士一番,而后看明白名片上印得是“美国哲学博士”;这就够了。他简截的把文博士放在“新留学生”的类下。焦委员的心中有许多小格,每一小格收藏着一些卡片成为一类:旧官僚,新官僚,旧军阀,新军阀,西医,中医,旧留学生,新留学生……农学工商,三教九流,都各据一格。三眼两眼,把人的“类”认清,他闭上眼,把心中的小格拉开几个,象电池上接线似的彼此碰一碰,碰合了适,他便有了主意。对“新留学生”,他现在有很好的办法。这就是说,在政府里,党部里,慈善团体里,学术机关里,他已都有了相当的布置。现在,他想吸收农商。他比谁都更清楚:钱在哪儿,势力也在哪儿。国内最有钱的人,自然不是作官的,就是军阀;对这两类人,他已有了很深的关系,即使不能全听他指挥,可是总不会和他冲突,或妨碍他的事业。其次有钱的是商人,商人有许多地方不如作官的与军阀可靠,但是钱会说话,商人近来也懂得张张嘴,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商人的钱忽聚忽散,远不如文武大官的势力那么持久稳固,可是每逢大商人一倒,必有些人发财:公司的老板塌台的时候,就是管事人阔起来的时候,这非常的准确。他得分派些人去给大商人作顾问,作经理,好等着机会把钱换了手。再说,商与官本来相通,历来富商都想给子孙在宦途上预备个前程,至少也愿把姑娘们嫁给官宦之家,或读书的人,以便给家庭一些气派与声势。至于那些老派的商人,财力虽不大,可是较比新兴的商人可靠:他们历代相传的作一种生意,如药材,茶叶,粮米等行,字号老,手法稳,有的二三百年,一脉相传,没有突然的猛进,也没有忽然失败到底的危险。这样的商家,在社会上早已打进绅士的阶级,即使财力欠着雄厚,可是字号声望摆在那里,象商会的会长,各种会议中的商界代表,总是落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家的子孙能受高等教育,他们家的女子也嫁给有些身分的人。他们不但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