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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第一年的深秋,我带了五十块钱,由济南跑到汉口。一晃儿,四年了!
妻是深明大义的。平日,她的胆子并不大。可是,当我要走的那天,铺子关上了门,飞机整天在飞鸣,人心恐慌到极度,她却把泪落在肚中,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。她晓得必须放我走,所以不便再说什么。四年没听见她的语声了,沉毅的静默,将永远使我坚强!
儿女都小,不懂别离之苦。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,而适足以妨碍妈妈。我叱了他一声,他撇了撇嘴,没敢哭出来。至今,我觉得对不起小乙;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?
四年了,每一空闲下来,必然的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,与小乙的被叱要哭;想到,泪也就来到;可是,抗战期间,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,不当以泪洗面;我不敢哭。同时,我总设法教自己忙碌;没有空闲,也就没有了闲愁。
要把相当忙碌的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,恐怕不大容易;挑选着说一点吧:
一、我的苦恼:自幼就穷,惯于吃苦。可是,自幼就好洁净,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,衣服不怕破烂,只怕脏。抗战中,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,很难过。
既爱清洁,很自然也就爱秩序。饮食起卧都有定时,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。秩序一乱,我就头昏,没法写作。抗战四年,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,写出的一点也十分拙劣,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爱洁净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。我就是那样。不大爱热闹,不喜欢见生人。可是,在抗战中,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,什么地方都须去,什么生人都须见,不管我愿意不愿意。设若我能自主,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。可是流亡四方,原为作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,怎能藏起去呢?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?咱们心里分明;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。
按理说,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。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,这真是微乎其微了。不过,假若我是作着别的事,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;我要写作,这就不同了。写作有许多条件,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。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,我实在无法工作。啊,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呀!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,他们即便是爬在土壕里,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。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!战时的文人,据我看,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,还须有体质上的准备,“文弱”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!可惜,我已年过四十,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;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,或者近乎梦想了。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!
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,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的去吟风弄月。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,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,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,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。同时,我还要借此说明:这四年来,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。家眷不在我的身边,住处无定,起睡没有定时;别人教我怎样,我就怎样,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。就是自己的工作,有时候也不能自主;我生活在团体里,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,别人出题,我去写。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,给我许多苦痛,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。为了抗战,许多写家是这样的活着;人家既能忍受,我就也得忍受;战争带来的苦难,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。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,自然使我最感不快,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作,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,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,忙里偷闲的去写一点。写不出好东西,还是我自己来负责,不怨别人—要怨,也似乎只好怨